编者按：10月21日，日本临时国会将举行首相提名选举。公明党脱离自民党联盟以及民粹主义政党的逐渐崛起，打破了日本政坛的格局。未来日本的内外政策将发生哪些变化？本期《全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来探讨相关问题。项浩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白如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达志刚：黑龙寺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 日本政局已陷入混乱，首相“难产”的背后是日本和日本面临的深层次发展困境 国家治理能力的崩溃。尽管现任自由党民主党总裁高市早苗民主党仍有机会当选新首相，等待他的并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道路，而是前所未有的严峻的内外部挑战。 2023年底爆发的自民党议员收受政治献金回扣的“黑钱丑闻”持续发酵，导致自民党失去了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大部分席位。也导致其与公明党长达26年的合作破裂，执政基础严重受损。面对古老而隐秘的传统政党，日本民众表现出不耐烦，纷纷把票投给了新兴政党。民族民主党、民主党等小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打破了日本政治版图，将国内外政策带到了新的十字路口。 日本政治动荡的直接后果其目的是强化政策的短期功利主义，尤其是在民粹主义政治兴起之际。朝野激烈的政策路线背后，是权力和利益的争夺。自民党与维新会关于组建执政联盟的政策磋商中，重点是削减国会议员人数和大阪“副首都”概念，而不是外界关心的政治经济捐献制度改革和民众经济问题。减少国会议员人数，从而兼顾两大党的利益，减少财政支出，迎合日本的政治不满和改革要求。至于政治基地在大阪地区的日本维新会，一心想把首都的部分职能转移到大阪，在外界看来过于自私。钍因此，这些改革与改善日本整体经济和民生并没有直接关系，更谈不上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长期以来，日本政局时有混乱，首相也经常更迭，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日本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然而，日本经济表面繁荣、社会高度稳定的背后，是发展长期停滞，创新活力瓦解，国力长期走下坡路。以美元计算的居民综合经济和收入水平30年来保持不变，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最高峰的18%下降到不足4%。所谓“失去的30年”并不为过。从根本上讲，日本需要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来破解发展困境。日本经济长期依赖经济现有的增长模式由出口产业和国内市场驱动。对内，它面临着人口减少、劳动力短缺等深刻危机。对外，它面临着人口减少、劳动力短缺等深刻危机。面临新兴经济体崛起带来的竞争压力。高市早苗推行的“经济安全战略”试图通过减少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保持本土产业优势和技术壁垒来维持日本经济的竞争力。但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无法解决日本经济面临的内需见顶和创新动力不足的困境。相反，在日本最需要吸引海外劳工和游客出国的时候，自民党与维新会达成了加强外国人控制的协议，迎合了有翼势力的排外趋势。es.此外，日本持续的低出生率、人口老龄化和债务风险需要跨越几代人的长期解决方案。然而，沉重的选举政治压力让政党政治家无暇考虑深度改革，也缺乏实施长期战略的政治勇气和持续投入。至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厌倦了自我保护的短命内阁将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和时间窗口来推动这些变革。在外交和安全层面，面对失去大国地位的危机，右翼保守派阵营宣扬打造“强日本”的政治愿景。但如果此举主张增加国防开支或修改和平宪法，则存在潜在风险。激进的军事扩张将面临国内财政紧张，也必然引发地区国家的警惕，加剧日本的安全担忧。在 th同时，随着和平宪法逐渐黯然失色，日本战后和平发展的实力软资产和道德品牌将受到更大损害。日本保守派政客的民族主义诉求和修正主义历史观，可能会助长新政权涉足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引发与周边国家的摩擦和冲突，进一步恶化日本的外部环境。日本保守势力所追求的国家安全和良好的权力地位，由于其实际政策的反应，只能取得适得其反的结果。日本当前的政治动荡是特殊的制度设计和政治文化的产物，也是长期未能解决治理问题的结果。从经济停滞到人口危机，再到僵化的战略思维和行政体制，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决定了日本需要这是一个稳定的政府，拥有强大的民意基础、长期的管理能力和明确的改革计划。无论谁当选首相，执政之路都不会一帆风顺，正如白如春十月首相的提名策略一样，日本政坛对于能否再次实现历史性“政权更迭”仍充满了不同意见和困惑。目前，虽然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已达成协议，并将于20日签署组建联合政府的协议，但高市早苗当选首相的可能性正在增加。然而，这次首相选举所暴露的日本政治动荡不会很快结束。在总体极右环境下，日本政治社会未来走向值得确定。不久前，公明党宣布退出与自民党的执政联盟党，在日本政坛投下一颗震撼弹。公明党的退出标志着执政联盟的内部斗争浮出水面，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的政治动荡。两党联合执政已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但公明党和自民党毕竟是两个理念不同的政党。他们关系的破裂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冷”。某种程度上，公明党退出执政联盟可以说是对自民党的警告。为了迎合一些保守派团体，自民党新任总裁高市早苗不顾大多数日本民众的期望，重新任命了萩生田光一等被“黑金”政治“玷污”的人，最终导致公明党与其“划清界限”。随着公明党退出执政联盟，党内竞争加剧。总理任命加剧，给政局带来不确定性。高市早苗能否当选新首相还是未知数。根据选举规则，如果第一轮无人获得过半数选票，排名前两名的候选人将进入第二轮投票，第二轮获得简单多数票的候选人当选。因此，自民党能否拉拢在野党加入联合政府，阻止在野党实现联合政府，成为日本政局动荡的一大看点。为实现政权更迭，民主党党章多次主动向民族民主党示好，选举该党代表玉木雄一郎为新联合政权的数位首相。但依靠麻生太郎等自民党老大的支持，在政治算计下，高市也分化了反对派势力，日本改革会（涵盖议会35个席位）的联合管理成为合理选择。但无论谁当选总理，他的执政之路都不会一帆风顺。虽然高市配合改革，但即使勉强当选，他的政府运作可能比石破茂内阁还要困难。解决法案或预算等棘手问题需要在野党合作，导致内外政策倒逼的尴尬局面。相反，如果反对党之间的讨价还价使联合成为现实，那么所有缺乏共同管理理念的力量将很难长期团结在一起。日本政坛或将再次陷入“一年一阶段”周期，影响内外政策的连续性。日本的政治谱系整体向右转，但与欧美国家近年来的“右转”似乎有所不同。欧美右倾具有明显的排外和民粹主义特征，而日本右倾则具有保守、传统的政治倾向。由于日本不是传统的移民国家，相对排外的右倾更多地表现在修正主义历史和所谓“正常国民会议”等内部表象特征上，比如修改历史教科书、修改宪法、扩大集体自卫权等。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025年日本参议院选举。作为极右翼政党代表的参选政党赢得了14个席位。席位数量的急剧增加引起了公众的强烈抗议。以政党数量骤增为标志，日本政治转型呈现出新的形态。仇外心理和民众过去不被看好的“一带一路”已成为新兴政党的重要主张，也成为选举辩论的焦点。他们使用“日本人优先”等口号，解释以“外国人问题”为中心的政治提案，从而获得选票。其中，高市早苗等自民党知名政客也大肆宣扬“外国人的isyu”以博取关注。总之，如果自民党与维新会耦合成功，他们组建的联合政府将面临挑战。当日本党的政治陷入混乱时，民众就会崛起。自民党因“政治、金钱”等失误引发信任危机。如果朝野试图通过拉动民众来获取权力，他们可以通过搞“排外”问题来追求政治利益，那么对日本政局未来走向的担忧就不再存在。琐碎的。东北亚合作将受到“双右”联盟的影响。日本维新党选择联合体与自民党展开联合执政谈判，增加了极右政权诞生的可能性。 “双右”政党的联盟将加速日本政坛的向上转移。由此产生的冲击波不仅可能对日本国内事务产生适得其反的影响，新政权的保守政策、安全政策、宪政政策、对二战的历史认识以及对在日外国人的严厉反应也可能给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北亚区域合作带来更多不确定性。首先，日韩关系将面临严峻考验。李在明上台以来，不断改善对日关系，两国“穿梭外交”也随之展开。然而，历史恩怨与现实矛盾两国之间的摩擦尚未完全解决。如果日本政府今后变得更加正确和保守，就会产生误解和冲突。首先，历史认识再次成为焦点。作为激进右翼政客，高市早苗不仅多次参拜靖国神社，还认为日本就“慰安妇”、“战争绑架工人”等历史问题向韩国道歉是“受虐历史观”。他宣称他在理解历史上绝不会妥协。他的强硬立场可能导致两国在历史问题上重新发生对抗。其次，领土争端持续存在。高一声称对竹岛（韩国称独岛）拥有主权，公开表示行动者必须参加“竹岛日”活动，并表示“没有必要互相看对方的眼睛”。这可能会导致两国关系改善的进程突然停止以及日本和韩国。第三，美日韩合作可能受到影响。美国正在努力推动日韩改善关系，并推行自己的“印太战略”。岸田等内阁也做了一些宣传。不过，未来日本内阁可能会更多地依赖保守派选民的支持。韩国选边站队、对朝强硬的压力加大，将影响两国安全信任的深化，甚至影响美日韩本身的合作。其次，中日关系面临新挑战。高一此前对中日关系的看法、立场和主张受到质疑，其言论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稳定和两国舆论互动的负面因素。如果日本政治走向保守未来的政治，将对中日关系产生影响。首先，历史问题和修宪企图引发公众反对​​。日本保守派政客围绕二战历史认识的所作所为一直遭到中日舆论的反对。而且，这一阵营总体上是日本修改宪法的支持者，积极推动建立“防卫军”。这一切都将触及中国舆论的底线，引发公众对日本右翼混乱政局的警惕。其次，政治因素会影响经济互动。公明党退出执政联盟可能会导致自由民主党未来在对华外交和经济政策上更多地转向弃权和妥协。经济安全和所谓的“风险消除”将成为配售的筹码。杜阿l 经济回避和安全保障因素可能导致经济交流冷淡。中日两国必须避免再次陷入“政治冷、经济冷”。最后，东北亚区域合作可能会受到日本政局动荡的影响。明治维新以来近160年的日本近代史证明，日本扮演了地区不稳定的麻烦制造者和稳定机制破坏者的角色。如今日益右倾的动荡政局，让人再次担心是否会重蹈历史覆辙。一方面，未来日本内阁将强调日美同盟下的外交服务于国家利益，支持破坏“专属防卫”和发展反击能力。 ” 加强军备的概念将破坏地区和国家的力量平衡增加相关地区发生冲突的风险。另一方面，政治互信基金会可能会受到区域合作的影响。日本右翼保守派主张“经济安全”，并率先推动安全立法。加强经济安全会带来投资审查、技术控制、链条衰退等负面后果。这不仅会损害东北亚正常的经济交流和贸易，导致东北亚区域合作降温，还会影响区域合作的互信体系和基础。旅游等人文交流始终是东北亚合作不可或缺的动力，也是维护东北亚良好环境的基础。希望日本内阁今后避免针对外国人的歧视性措施过度泛滥，不要试图维护法律防止外国人，因为这不仅会激活国家的情绪，还会直接影响民间交流，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往频率。此刻更为关键的是，中日韩三国更要夯实地区交流合作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